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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冬青:政治理论课实践环节方法谈

发布时间:2016 / 05 / 31 来源:理论学习网

对于政治理论课教师来说,在一线从事教学工作,很难在实践环节上切实运作,指导学生。除了课时之外,没有其他时间,也没有经费,还有学生人数众多,学业繁忙。而我教的“毛概课”偏偏有一个学分的实践分和三个学分的考试分,要计入每学期的成绩。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坚持方法上的不断实践和创新了,能够公平合理地给出分数,顺利完成上级机关布置的教学任务,使绝大多数学生对教学过程满意,有所收获,对政治理论课教师来说也属不易。我在进行正常教学工作的同时,一直希望能让更多的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参与课后实践,为此想出了一些办法。这既有失败而放弃了的教训,也有成功的收获和喜悦。现在利用学校召开的思政研讨会把它总结出来,以供同行交流,并得到领导和老师们的指正。
一次失败的尝试
我2008年调入中国科大,之前只在普通高校有教学经验,如何给求知上进欲望强的科大学子上好课,当时并没有把握。老师和学生面对面,但通常都是老师在讲台上唱“独角戏”,并不能真正地了解现在的“90后”学生。一开始粗浅的想法就是,每堂课拿出十到十五分钟,请一位学生上讲台,谈一谈他们眼中的教学,或者教材所涉及的各种问题,知道现在大学生的看法,在关心什么思考什么,已备我讲课有的放矢。
为了鼓励学生上台演讲,我宣布用分数奖励,凡是上讲台的都有加分,奖励的幅度又很大,稍微表现好一点的都有可能得优。我从前工作的普通高校,学生们不在乎分数,而科大的学生却非常在乎分数,表现出了相当的踊跃。申请上讲台的人数像滚雪球越来越多;我又心慈手软,不愿驳了同学们的兴趣,结果开课没多久,变为每节课都有学生演讲,从一人增加到二人、三人、四人轮流登台。有的学生为了留下好印象就侃侃而谈,十分钟的限度能讲半个小时,三课时的毛概课,学生至少要占用一个课时,严重干扰了我的正常教学。
从学生演讲的内容和效果来看,一般来讲当然是冲着分数而来,态度还是认真的,有的具有表演性质,幻灯片内容丰富与演讲结合得很好;但是也有很多人没有演讲经验,思路放不开,方法不得当,甲同学讲家乡湖南,乙同学就讲四川,丙同学就讲湖北,这种方式学期末成了我的“心病”。第二学年之始,我还以为是奖励分数太多导致,就减少到三五分,但上课一半又故态萌发,迫使我在第三学年就果断停止了这种做法。后来虽然还偶有学生上台演讲,但已没有了前两年掌控不住的风气,现在已经完全停止了。
学生参与课堂演讲并不是新的办法,作为一种方法来说它并不应该被简单地全盘否定。很多教师都在使用,效果也还很好,至少老师能控制得住局势。应该说是我在推动这种方法的时候,由于自己的局限性碰到科大学生的特点,出现了最后令师生都不满意的各种问题,直到完全放弃。后来自己反思,这种方法有很强的时效性,只能利用课堂时间,也只能针对少部分同学,所以不可能也不应该大规模推广,不能动员广大同学用这种方式参与进来,只能是课堂教学的点缀和补充。要想动员更多的人,只能利用课后的时间。
一本书的出版
一位中规中矩的政治理论课教师,通常的做法是:课堂上讲授,课后布置作业,算好平时成绩,再加上期末的笔试成绩。对于学生们来说,课后付出主要就是写好一篇文章。对于学生们如何写文章写哪个方面,原本不应该有限制。因为毛概课涉及到的范围,包括如改革开放、三农问题、民主党派、对外关系、一国两制等,也可以写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可以写一百多年来出现在中国与世界历史上的众多风云人物。
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一所有着优良办学传统的高校。在中国科大这种热衷于努力学习、热衷于出国深造的校园文化中,我一直鼓励同学们在平时多花一些时间,深入了解那些事业辉煌的杰出科学家,如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邓稼先等人。这种了解,不仅仅是肤浅地了解他们的人生轨迹,学术成就,也不像“粉丝”了解演艺圈里“偶像”那样盲目;我是希望同学们对杰出科学家定位为今后事业奋斗的目标、生活追求的方向、人生的榜样和求学深造的原动力。我希望大学生们能进入杰出科学家的精神世界,感悟他们的工作热情,体会他们的学术成就,还有为事业而付出的青春岁月。
这样,同学们不但要读杰出科学家的传记、文集、回忆录,而且要观看相关纪录片、传记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歌舞剧,如我校多次上演的纪念郭永怀大师的音乐剧《爱在天际》。同学们多读科学家多写科学家,因为他们今天的努力和奋斗,分明能够看出未来科学家的身影。现在能多读一本好书,多了解一个好人,就等于和他们交了朋友。
数年前的一个秋天,在我校放映电影《邓稼先》。无论是在活跃校园文化角度,还是从向杰出科学家学习角度,都值得我向听课的学生大力推荐,并允诺凡是写好相关影评观后感的期末会有加分。而当时校团委的老师引导很多团校生还有国防生,来看这部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献礼片。他们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在我收到了一些作业后择其佳作,然后我又润色修改了十多篇,以教师的名义推荐给类似“科大青年”等校刊校报,请他们择优发表。剩下的工作,我就是把它们全部贴在了我的新浪博客上。
在美国有一位邓稼先的远亲,他同样崇敬自己先辈的爱国情怀和人格魅力。在一次网上搜索中,偶然发现我的博客中有关邓稼先的文章,不但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上乘。恰巧他又认识我校某位老师,经过信息确认和引荐后,他主动联系我,听了我的想法后立表赞成。之后他多次给我寄送有关邓稼先的书、资料和光盘,同时又将我的活动和想法向邓稼先夫人许鹿希女士和女儿邓志典女士进行汇报,因此我也受惠得到许鹿希女士和邓志典女士的签名赠书《邓稼先评传》。他们的赤诚和义举更加激励我沿着这条路坚持不懈走下去。第二年、第三年当我把越来越多同学撰写的学习邓稼先文章发给他时,这位先生表示愿意资助,将这些学生作品集册出版。
正巧后一年暑假他回国探亲,我和他见面,前往清华大学杨振宁办公室,向许晨秘书留下部分书稿委托转交。因那年清华大学正赶排纪念邓稼先的话剧《马兰花开》,类似于我校的《爱在天际》,我陪同他还走访了清华宣传部、校团委和电视台等机构。数月后经联系和协商,我再赴清华大学见到许晨秘书,这时出书计划已经基本具备;我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希望得到杨老的同意,使用其墨宝“永恒的骄傲”为书名,为本书增色,请她向杨老代为转达后使用。等到成书后,我第三次去清华,向杨老和许晨秘书赠书表示感谢。
回校后,我将整个活动向人文学院分党委书记潘正祥老师作了汇报,他主动提出应该请校党委书记许武同志作序;得到许书记的肯定和序文之后,也更使本书锦上添花。在中国科大出版社同仁的帮助下,这本书《永恒的骄傲:大学生纪念邓稼先作品集》终于出版了。最后,校网主页在接到人文学院的宣传稿后,对本书进行了推介,可以说整个过程非常圆满。
正如许书记在序文中所说,这本书“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方面勇于探索、创新和实践的反映”。反思这本书的出版,最基本的工作是学生们做的,大力襄赞和锦上添花,离不开友人和各级领导的帮助。我只是做了些文字修饰和跑来跑去的工作,原本也没有这样的出书动机。如果一定要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那大概就是我执着于科大学生应该向科学家学习,然后不断地推动。事实上这一想法,不但得到了一本书,后来还获得了一台肩扛式摄像机。
一台肩扛式摄像机
迄今为止,我教学中所有稍许新意或突出成绩,都是和学生的参与、努力分不开。只有动员广大同学并且依靠他们,才能赢得广泛社会性的认可好评。而自己,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根钉子,充其量就是站好两小时的课堂教学岗位。动员学生和依靠学生,但我也只能在课后作业想办法,否则时间和经费这两关就无论如何也过不去。
最初两年,就是对单纯交文字作业不满意。课堂演讲停止后,但幻灯片可以算作业分数,这个方式保留下来。讲一个故事,用文字讲是一种方式,用幻灯片图文并茂又是一种方式,类似小说和连环画的区别。在布置作业的时候我会提出一些要求,比如在读图能懂的时候文字应该减少、画面的清晰与美观、叙事的知识性与连续性等。从一些作品看,例如,或许某些少数民族学生并不善于用大段的汉字叙述,但她用PPT记述家乡,在美轮美奂图片的衬映下,稍许文字就可以充满真情实感,看后令人感动。除幻灯片外,我一度还提出可以用流行一时的FLASH,但作品太少,而真正在学生中间(或者说范围更广)起到影响的是DV拍摄。
20年前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外教就把他的磁带式摄像机借给学生拍校园英语短剧,娱乐中也有学习。我四年前开始这项工作的时候,也是想在文字和幻灯片作业的基础上迈进一步;先反复参看校园DV大赛和黄雯老师等指导下的作品,包括清华和北航等兄弟院校的DV作品。做还是不做都是一个大问题。那时的大学生装备刚完成了从台式机到笔记本电脑的过渡,手机初步具有了拍摄功能,学生们卡片机有了一些,可以凑合拍摄,而掌中宝摄像机应该很少,肩扛式摄像机都不会有。这种装备拍出的DV,效果上应该很差,观赏性不强但娱乐性会有一些。我最初的想法就是:一个学生弹着吉他,在镜头前唱首歌,就算完成任务;什么演员的表演和走位、什么镜头的推拉摇移、什么蒙太奇的剪切技巧都可以不要。
第一年的结果,至少在数量上让我吃惊:大概收到了五六十个视频作品,算人数的话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学生参与进来。从风格上看,因为我没有事先列出条条框框,所以也五花八门:有典型的表现科大学生“出国党”的优秀之作,也有纯属搞笑噱头的游戏之作。第二年,我把自己的掌中宝摄像机拿出来借给学生用,毕竟有机器的学生占少数,增加一台机器可以使数十人受益。我同时也提出拍摄内容上的希望:娱乐可以但不要恶搞,主题应该表现科大学生生活中真实和阳光的一面。
拍到第三年的时候,我就感到应该有所突破了。当时的情况是作品集中表现学生们的校园生活,也正好《永恒的骄傲》那本书出版了,我当时一个想法是:从书中读懂老一辈科学家固然不错,但图书馆陈列的这些科学家评传,作为人物来说他们已经去世了;我校的优良办学传统,有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有伴随学校风风雨雨几十年的老教师,还有很多近几年海外归来的新锐,学生完全可以采访健在的人,拍类似电视台那样的人物访谈。想出国的可以去采访海归教师,想知道校史的可以采访老教师,想了解科研和管理的可以采访学科带头人和院系领导。作业的方式变了,但指导思想并没有变,互相借鉴使用,学生一样可以有进步。这个想法在课堂提出后,果然这一年的拍摄风气为之一变。包括郭光灿、施蕴渝等院士在内,许多教师都接受了采访,最多的一个小组连续采访了九位教师!我看了这些采访后都深受教育,觉得自己身居人文学院一隅,经老师们的介绍后对学校的了解更多了。我想对那些亲身参与活动的同学来说,也是一次受教育开眼界的好机会,而优秀的作品挂在网上,可以被更多的人分享。同样是作业,这样的形式要比交给我一篇纸本好得多。
活动至此应该说是很不错了,拿得出手的作品大大增加,但我心里还是有些遗憾,就是好几个采访小组都是向我借掌中宝小摄像机,采访普通老师也无所谓,采访院士嘛要是有个大家伙像电视台那样就神气了。这个“佛靠金装,人靠衣装”的想法挥之不去。在淘宝上搜,想鸟枪换炮大概要一万元。正在无米下锅的时候,也赶上学校在开展某次活动,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学生,结果我教的学生人数众多,东传一言西传一语,被中国科大海外校友会某理事看见。他给我发邮件询问详细情况。我给他表达了意愿之后,又给他观看了前两年的一些学生作品,并且表示:如果校友会支持,我会领着学生拍摄更多的作品,可以反映学校的动态,从学术活动到文艺演出、体育比赛,广大毕业校友能从学生视野多方位地了解学校的发展和变化。理事会认为这个方案互惠可行,这样就表决通过,赞助我一台肩扛式摄像机。
按理来说,今后几年我教学工作在DV方面的重点是比较清楚的,就是挖掘潜力,发挥优势,为广大校友服务。但这时也听到一些逆耳之言,虽然不是对我说的,是学生之间议论纷纷,但涉及到我,使我在开足马力向前进,还是踩刹车停一停看一看之间犹豫起来。这两年政治理论课课时一直在缩减,现在上课时间也就14周,课时紧张了,但我课后作业却一加再加,而且要求颇高。一个视频,从学期初的教师动员到学生策划,然后借机器拍摄到最后剪辑,忙忙碌碌,这点时间使想出精品的同学并不轻松。有的学生因此抱怨:王冬青的毛概课,花的时间比专业课还多。平时成绩比例又不大,考试稍微不好,成绩马上就下来了,简直是多收了三五斗的老农民!一开始不少同学是抱着尝鲜的好奇心态试一试,因每年都是陪着新手练,折腾的周期难免加长,任务变重。这样到了学期底,就出现教过的学生对低年级讲:选王冬青的课慎入!但现在校友会的赞助无形中成为一种压力,使我和学生在减负中又要做好,恐怕还需要新的思路和方法。
一点建议:交流的重要性
近几年,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和专业课教师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政治理论课的特点就是涵盖面非常广。像我主讲的“毛概课”,就要涉及到百年历史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法治、工农业、“一国两制”等领域。而教师们受先前专业的限制或之后课题研究的要求,他涉猎的范围偏向于收缩,懂了军事方向就很难兼顾文化;社会热点跟不上,学界动态不掌握,在教学中就会陈陈相因,走老路说老话。有人说:教师们可以采用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须知,眼睛都看不到又如何“拿来”?学术研究和人的兴趣都有“路径依赖”思想,熟悉的感兴趣的越看越多,不熟悉的越来越荒芜。理论课教师还有一个制约特点就是经费都很少,这个就不多说了,明摆着的事实。专业课教师由于经费充裕,就会有多种机会参加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同行交流进步就会明显;而理论课教师不同了,只能从网上下载论文进行自学。按照我上面讲的逻辑,下载和阅读的主要论文,还是从前熟悉和感兴趣的。
在我看来,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有不断学习的需要,而且教师的年龄大更容易固化。一方面要靠自己主动去“拿来”,另一方面也要靠外来的力量“打入”。这样就看出交流的重要性。按照我各人的经验,来科大后曾两次作为科大教师代表,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班,都很有收获。我思想上曾经一度也是林彪式的怀疑红旗能打多久的疑惑派观潮派,但听了其他教师、专家的讲解后,我作为培训班学员都会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其实倒不是我不读书,而是受精力兴趣等制约,从前根本没想到要读这方面的书,随便读两本往往也不得要领。
其实每年假期,类似研讨会各地也会举办,但难免质量不高,有圈钱之嫌,游山玩水;而且参加这种会议,就算是业务培训强,要让教师全自费,恐怕就没了热情。我的意思并不是让科大校方在经费上进行扶持帮助,而是希望领导和其他老师在更多场合在更高级别的会议上重视和呼吁。从前胡锦涛总书记非常重视教师的思想政治培训,教育部在211高校中连办了五期(仅我知道的);习近平总书记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教育部袁部长提出“不让西方价值观进教材”,首先发挥作用的就是政治理论课。但在反腐反贪和压缩经费的浪潮下,迄今也不见教育部再举办高水平的研讨会和培训班。我从一个曾经受教育的学员角度认为,如果类似会议存在各种问题当然应该整改,经费或全部或一部分,但是整改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进步,而不宜停办,因为广大政治课教师还是需要交流。

 

(本文获2015年度全校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优秀理论研究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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